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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與發展

符國群:創新“社區公共設施”投資機制促進消費升級

時間:2019-04-01

推動消費穩定增長,持續釋放內需潛力,被視為2019年中國經濟的一項重點任務。國家發改委等十部委此前聯合印發《進一步優化供給推動消費平穩增長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的實施方案(2019年)》,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對于消費也作出了著眼長遠的政策安排。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中國高等院校市場學研究會會長符國群分析,消費是一個慢變量,不容易在短期內通過“刺激”來拉動。從供給側角度來看,創新“社區公共設施”投資機制是促進消費升級的有效途徑。他以北京為例進行了研究和測算,同樣1000億如果投入到社區基礎設施,保守估計新增的消費將是地鐵投資新增消費的2倍以上。如果政府在社區基礎設施方面做一定比例的“公益”或“公共”投資,不僅可以撬動更大規模的民間投資,而且可以從根本上改善社區居民的消費環境并拉動消費。

以下為詳細觀點:

消費為何難以在短期內得以“刺激”?原因是,決定消費的三大要素即人口、購買力和購買欲望都不大可能在短期內出現大的變動。目前,對于北京而言,要使消費規模和消費品質同時拉升,也就是實現消費升級,比較有效的辦法無外乎兩個方面:一是提高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因為他們的邊際消費傾向很高;二是優化投資結構,通過供給側的吸引帶動消費。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去年年底,故宮推出了一款口紅,供不應求。這款口紅定價199元人民幣,只生產了90萬支,帶來的銷售收入接近2億元。故宮目前一年的門票收入是7-8億元,但其文創收入是門票收入的2倍以上。故宮博物院的例子告訴我們,消費升級,根本出路是從供給側發力。

從供給側發力,自然就落腳到了投資上。最近幾年,北京每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在8000億到9000億之間,要在投資增量上做文章空間不大。出路在哪?我個人認為,出路是優化投資結構。教育、養老、科技創新、交通基礎設施等方面無疑都需要加大投入。但在投資總量既定的條件下,如何配置資源,則需要在長期與短期、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公平與效率之間取得平衡。

從促進消費升級的角度,我個人認為,加大社區基礎設施或社區公共設施投資力度,應當作為未來3-5年之內的優先選項。根本的原因,不僅是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存在短板,改善社區基礎設施能增強居民的獲得感和滿意感,而且社區基礎設施投資能帶來比其他投資更好的“現金流”,從而能帶動民間投資,使投資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得到兼顧,確保投資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

以建設100公里的城市軌道交通為例,投資大概是1000億左右,這筆投資如果能帶來每天100萬人次的新增客流量,那一年產生的直接消費約20億左右;如果能帶來150萬人的新增客流量,一年產生的直接消費約為30億。同樣1000億如果投入到社區基礎設施,保守估計新增的消費將是地鐵投資新增消費的2倍以上。在目前的投資體制下,城市軌道交通投資肯定是不盈利,而且每年要給予補貼。但如果把同樣的投資投到社區基礎設施,則有可能產生微利。因此,如果政府在社區基礎設施方面做一定比例的“公益”或“公共”投資,不僅可以撬動更大規模的民間投資,而且可以從根本上改善社區居民的消費環境并拉動消費。

“社區基礎設施”或“社區公共設施”實際上就是圍繞社區居民在教育、養老、醫療、家政、購物、健身、休閑娛樂等方面接受“就近服務”所需要的場地、設施和設備。北京目前有近3000個居民小區或社區,“社區基礎設施”短缺、不配套、老化,成為制約居民消費升級的關鍵因素。

對關系居民生活如此重要且具有投資效益的“社區基礎設施”,為何政府和企業并沒有傾注應有的熱情,從而導致其成為制約消費的短板?最根本的原因,是社區基礎設施既有商業性的一面,又有公共性的一面,目前無論是在理論層面還是在實踐層面并沒有真正把“社區基礎設施”真正納入“準公共產品”的范疇。

具體而言,“社區基礎設施”之所以不足,我個人認為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第一,社區基礎設施的“公共性”沒有得到彰顯,其“私有性”被過分強化,由此導致本應具有公共性的設施被當做“私有產品”來運營和獲利。典型的是一些社區地下空間被出租;一些社區地下停車庫收費過高,導致地面道路被占用,很多地下車庫反而空置;還有,一些本應用來服務于本社區居民的商業設施被諸如洗腳城、高檔煙酒銷售等高盈利項目占用。第二,在現行體制下,一方面社區居民作為需求方的“主體性”在社區基礎設施的使用、改造、重新規劃過程中得不到應有體現,另一方面高質量和有經驗的“供給單位”難以進入社區和參與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導致“供給”與需求脫節。第三,政府有關商業和消費基礎設施建設的資源配置,沒有以“社區”為基本單位進行分配,而是被眾多政府部門以“項目”形式直接配置給相關企業,導致配置效率低下。第四,一些老舊社區在規劃上先天不足,且“改造資金”不到位或“改造障礙”大。以幫助老舊社區安裝電梯為例,這本是北京的一項重要民生工程,既方便居民生活,又具有長期社會和經濟效益,但去年全年整個北京市僅安裝了300多部電梯。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如下建議:

一、建議北京制定“社區基礎設施標準”,通過標準的制定來引導社區投資和社區經濟的發展。

二、啟動“北京市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工程”,通過市、區兩級政府聯合發債方式(各自承擔50%),籌集1000億左右“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專項基金”,撬動2000億左右民間資本,全面改造、提升北京社區基礎設施。同時,成立北京市居民小區基礎設施投資公司,作為推動此項工程的投資運營平臺。

三、以“社區”為單位分配政府資源,在每一個社區建立“社區發展基金”,用于本社區商業與消費基礎設施建設。同時推動建立“強化黨的領導、體現社區居民主體性和政府服務性”的新型社區綜合治理體系。

四、明確社區基礎設施的“公共性”和“公益性”,在“用途管制”、“社區居民參與”的原則下采用特許經營方式,引進經營與服務主體。

五、將目前分散在各政府部門、服務于社區居民的相關“政府項目與資源”,如老舊社區改造、商業設施發展、社區體育設施建設、社區養老驛站、社區十五分鐘生活圈工程、智慧社區建設等等,全部納入到“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工程”,將這些項目資金統一歸口使用,或用于補充“社區基金”,或用于支付發債利息。

六、制定專門辦法,規定新建小區只有在各種規劃的配套設施齊全的條件下,才準許辦理入住手續,防止新建小區“公共設施”欠賬。

七、借鑒香港經驗,在人流密集的地鐵口規劃和修建大型商業設施,作為“社區基礎設施”的延伸。

八、引進有實力、有經驗的民營或股份制企業參與社區基礎設施建設和運營,彌補政府投資的不足。

最后,鑒于目前北京市居民區夜間停車缺口大,一些居民區地下停車場收費較高,導致一些地區馬路或小區內部道路停車成為常態的現狀,建議北京市出臺專門管理辦法,在社區基層組織的協調下,多方面想辦法解決社區停車混亂的問題。一是在有條件的小區新建立體停車場,增加車位供應數量。二是明確小區地下停車庫和小區內部停車位的“公共”屬性,規范小區地下停車場“管理收費”標準,使過高和不合理收費能降下來。三是利用居民區附近夜間閑置的“單位停車場”,實行“錯時停車”。四是在不影響夜間車輛行駛的前提下,在車位供需矛盾特別突出的小區,劃定若干“夜間停車位”,實施電子停車收費,收費標準參照小區車位相近標準收取。在夜間之外的時段則不準停車,或按小時加倍收費。因為占用了公共道路,為補償起見,收費統一進入市(區)財政。五是參照發達國家的做法,在銀行、學校、市政場所周邊,在不影響交通的前提下,劃定少量“臨時停車位”,允許停車15分鐘或30分鐘,超時則視為違反交通規則,課以嚴重處罰。六是嚴格執法,對隨意和違章停車加大處罰力度,使“違法和違規者”望而卻步。如此,一方面可以帶動相關設施建設、提升停車服務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抑制小汽車的增長和減少中心城區小車駛入數量。

符國群,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市場營銷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營銷科學學報》前主編、中國高等院校市場學研究會會長。先后獲武漢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和英國Aston大學管理學博士學位。主要研究領域為品牌管理、家庭購買決策、消費者行為、原產國形象、公司戰略與營銷績效。著有《消費者行為學》《商標資產研究》《商標管理》等多部著作,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發表論文六十余篇。主持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和部委以上科研項目10余項,企業委托項目多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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